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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记录 | 现在就去删微博吧

July 27, 2017

昨天才开通微信公众号。我在用自己微信转发文章时说要给自己再找一个发声的地方。因为“官司未了,极左未倒,努力发声,尽量自保。” 同学笑我,说你这是“十六字真言”呀。

其实“十六个字真言”先是这样的:“官司未了,极左未倒,流氓太多,尽量自保。” 写完想,拉倒吧,成天被人恶攻,还是平和点好了。于是改掉。改完后,却又后悔。流氓真的是太多了。尤其作协新近查出的事,事涉的人,其卑劣程度,无词形容。一但披露,更是莫大丑闻。这事不由我说,但其尘埃落定后,我以后一定会说。

料不到是:昨天才说官司未了,今天便接到律师信息:越秀区法院要求我必须删除2014年5月25日批评柳忠秧的微博。律师劝我:算了,这件事相比《软埋》,已经不值一提了。再说,公众也知道你正申请再审。我说,不然呢?律师表示,不然拉进黑名单呀,罚款呀,甚至拘留,都难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吧,毕竟未失底线。律师劝到这一步,也算仁至义尽。

其实我自己早已无所谓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尽管判决荒唐,只能被迫服从。法律为大,必得尊重。况中国冤案那么多,比较起死掉的呼格吉勒图、聂树斌以及坐了很多年牢的张高平叔侄等人,我这点破事,又算得了什么?更兼事情业已过去三年,是非原委人所共知。而柳忠秧本人也付出代价。设若他的作品一直没有进步,相信也不会再有中国新文学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为他站台,更不会有一群专家学者帮他吹牛,盛赞他的诗超越李白,直追屈原。

唉,要说起来,三年多来,所有对我的恶意攻击,几乎都是因为这条微博。没有这一百来个字的风波,T诗人也不会受人鼓惑趁势而出,以致断送自己前程。而我也不会被骚扰得鸡犬不宁,非但耗费最时间,影响了创作,同时也殃及到小说被人恶批。尽管谈不上后悔,但也的确有些累了。我已经年过六十,人生还有几个三年呢?正如柳忠秧自己所说:法院就在他家楼下!现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
那就删吧。写完这个公众号,就去删除。

要删除的微博原文为:“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教授们重人情而轻文学。无奈。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其中黑体,是法官认为侵权的地方。

而实际呢?所有内容,都是事实。我不妨这样作一点修订:“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大部分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教授们重人情而轻文学。无奈。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这样应是准确的表达是不是?这样应该没有侵权吧?

有点像个笑话。

这件事,于我来说,应该有个完整记录。删除微博后,算是一篇长文另起了一段。后面的事还没有结束。我依然怀着耐心,等待复审的通知。

有个小朋友跟我说,网上谈到有一种人叫垃圾人。千万不能碰,一碰就倒霉。不知是否有这种说法。倒是与柳忠秧的官司事件,在我看真已是件很垃圾的事。好在文学从来不回避写垃圾。再垃圾,我也准备把这一事件完全梳理出来。我会写一本书,它将集中和录入所有过程以及原始材料。

这本书的名字我还没有想好。但这本书的稿费用途我已作了安排:它将用于支付登载判决书的报纸广告费。

直到现在我也未曾见过柳忠秧,也依然不认识这个著名的诗人。

不罗嗦了,现在删微博去吧。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7月25日下午 11:58

35岁后,我的十二个初中同学的状态

July 22, 2017

博谈网2017-07-20 22:55

来源: 步行街   作者: 天籁流歌

本人36岁,二线城市土著,中学同学都是本市长大的,说说比较熟悉的十个同学现在的状态。

一、学霸,博士学历,执业律师,某一本研究生导师。年收入未知,但估计得50万以上吧?父母是二线城市普通职工退休,父母一套房,他自己在二线城市买了两套房,妻子是高中教师。小车是奥迪A4。

二、海归硕士,知名企业高管,年收入估计50万以上吧?一线城市定居,几年前因为要结婚就在一线城市首付了一套房,妻子是模特儿出身,高挑靓丽。父母都是公务员退休(父亲是副处级),居住在二线城市,父母在本市两套房。小车是公司配的别克君威。

三、本科学历,高中教师,月收入大概6000~7000元(有外面补课收入)。父母下岗职工,没自有产权房,自身也没能力买房。样子一般身高较矮,至今未婚。没买车,据说一直想存钱买房……然而房价涨幅远大于工资。

四、本科学历,公务员。在当了八年聘员后,总算进入了编制,成为了普通的科员。月收入7000元以上吧(算上补贴)。父母是普通公务员退休。妻子是小学同学,认识了十多年后结婚,童话般的爱情。父母一套房,他们夫妻婚后一起努力首付了一套房,一起还贷,小车是丰田卡罗拉。

五、本科学历,富二代,老爸十分牛逼,十多年前就身家过亿,现在有两个工厂,还在一线城市拥有一栋十几层的商业大厦。大学时就已经开宝马5,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那时已经被人喊X总了。现在住大别墅,开保时捷,买房包养二奶。妻子是全职太太,知道后哭过,闹过,但最终默认,一直没离婚。

六、大专学历,事业单位聘员,月薪4000~5000元,双休偶尔加班。据说暂时看不到进入编制的希望,父母已经退休。全家只有一套旧房子(他父亲以前单位的宿舍),父母,妻子,孩子都住一起。小车是奇瑞A3。

七、大专学历,小富二代。老爸经营一个四五十人的小加工厂,现在老爸退休他接手,现在年产值一千多不到两千万,估计年利润100万多点(现在生意不好做)。妻子是全职太太。他父亲眼光独到,早期就在一线城市买房,现在一线城市有三套房产。小车是本田雅阁。

八、大专学历,父母是普通职工退休,但除了一套单位分房外早期又为他买了一套二手房,给他结婚。他是饮食业的,从学徒出身,现在经营着一个小餐厅。年收入十来万的样子,但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妻子则是私企普通职员,月收入3000~4000吧。小车是日产骐达。

九、中专学历,家庭条件一般但高大英俊,中专时认识了富二代女友。后来成功娶到手(未婚先孕),对方还是独生女。毕业后跟着岳父做生意,十多年后现在也是X总,开着岳父以前的奔驰S320,二线城市买了别墅。

十、中专学历,家庭条件一般,自己在商场当物业管理(其实就是水电杂工),月薪3000~4000元。老婆是某商场仓库管理员,月薪不到3000。他父亲已去世,和母亲,妻子,两个孩子住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没计划买车买房,夫妻两人加起来6000多的工资,养两个孩子已经耗尽全力了。.

十一、中专学历,家庭条件算可以,父母做小生意的,在二线城市有两套房,两个商铺。他自己在私企打工,月收入5000元左右,妻子是私企财务,月收入4000元左右。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父母送的婚房,小车是途观。

十二、初中时就是混子,没读书就混社会。据说一开始是帮地下赌场的人看场子,后来是放高利贷什么的。早期就坐过两年牢。出来后继续混黑道,有一段时间很牛逼,出入跟着好几个小弟,开宝马。但后来据说因为什么案子被抓进去,判了七年,树倒猢狲散,现在还在坐牢。妻子对他不离不弃,打工养育着两个儿子等他出来。

十三,我自己。本科学历,一直在私企工作,十多年后现在是小型私企的高管,年入20~30万。父母普通职工退休,二线城市早期买了两套房。自己毕业五年内先首付买了一套老破小二手房(首付十万,自己五万,父母支持五万),前两年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首付50多万)。妻子是独生女,岳父岳母也在二线城市有两套房。现在夫妻只有一个女儿,还在考虑要不要二胎。

 

在上海,中产精英的一次晚餐

July 22, 2017

博谈网2017-07-21 22:55

来源: 礼士路西岛秀俊 作者: 礼士路西岛秀俊

“看到那个揉面的师傅了吗?”

“看到了。”

“这家餐厅的意大利面条,都是现做的,”王艾伦低声解释,“一顿面条,师傅得揉上两个钟头,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这劲道才刚刚好。”

李玛姬点头称赞:“了不起。”

师傅气定神闲,双目微阖,轻轻扬着下巴,手上动作极细极慢,馋得客人们心神不宁,直咽口水。

“但这还不是重点。”王艾伦继续说。

“那重点是……”

“《GO》杂志写的,这个揉面师傅,是纽约大学的哲学博士。”

“真的?”

“千真万确,”王艾伦点点头,“听说他的主修方向是康德。在纽约待腻了,才回来上海的……嗨,有点儿世外高人的意思了,对不对?”

李玛姬的眼神中透出了崇拜:厌弃繁华的师傅,巧妙地在面团中揉入了康德思想,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调和得恰到好处。快节奏的都市中,大家生活越来越忙,阅读时间少之又少,还好能靠这种办法,来补充一点人文情怀。

就像当代人热衷于吃维生素一样。

“劳烦久等了,这是开胃菜。”

“多谢。”王艾伦和李玛姬不约而同偏过头来,冲衣冠齐整的侍者道谢。

“prosciutto melone,请慢用。”扔下一句不知是安徽口音或是山东口音的意大利语后,侍者鞠躬退下。

“这什么?”看侍者已退出十步之远,李玛姬方小声发问。

“意大利的一道冷盘,蜜瓜火腿,”王艾伦浅笑道,“你再看看,这旁边摆着的是什么?”

李玛姬看了三秒钟,说:“罗勒?”

“没错,罗勒,”王艾伦说,“意大利人很喜欢罗勒,做什么菜都会放一点儿,给食物加味儿。所以,罗勒的花语,就是襄助。”

“原来还有这层意思。”李玛姬不由得放下蠢蠢欲动的刀叉。

王艾伦和李玛姬盯着那盘蜜瓜火腿。不是因为198块的冷盘里头,只有薄薄五片的蜜瓜加火腿,而是因为两人从这道冷盘里,看到了失传已久的人间美德——襄助。

拼杀在上海滩的职场上,人人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个个背后算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哪有什么互帮互助可言?

这美好,如今竟在一道冷盘中找到了。可见只要善于发现,处处都能挖出真善美来。生活,不总是在别处的。

“你说,这是不是大厨事先盘算好的?”静默将近半分钟后,李玛姬小心翼翼抬起手,叉了一片火腿,放进面前的盘子。

“那可不,”王艾伦说,“这家餐厅的老板,纯意大利人,做什么都讲底蕴。你不知道吧?为了开这家餐厅,老板全家都从意大利搬来了上海——嗨,对他们来说,赚钱啥啊,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一家人齐齐整整,这才是意大利精神。”

“可不。你看咱们,为了工作赚钱,活成个什么样子。”

“也不尽然——”王艾伦话锋一转,“不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核心家庭结构,老板的妻子、儿子,跟他是合伙人的关系,这点又类似于英国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特征……”

王艾伦正滔滔不绝时,餐厅里忽然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

李玛姬转过头去:只见餐厅一角,四个犹太人正在喝奶油蘑菇汤。四人都留着大胡子,小心翼翼地用手把勺子送到嘴边,嘴唇轻抖,舌头微翘,浓浓的汤汁穿过茂密的胡须,被小心翼翼地送到喉咙里,场面很是热闹。

喝汤出声本是不礼貌的。但四位先生喝汤的时候,发出高低起伏的声响,有节奏地重复着,非常动听,协同台上乐队演奏的《D大调弦乐协奏曲》,构成一出美妙的交响乐,像极了韦伯恩的天才之作,餐厅里的人都起立鼓掌。

王艾伦和李玛姬也听得热泪盈眶,鼓掌起来。四人喝完浓汤后,李玛姬脸上仍带着兴奋的潮红:“我真服了。老外喝汤也喝得这么优雅。”

“犹太人是天才的民族,”王艾伦笑着摇头,“人家不能做的,他们通通会;人家能做的,他们通通做到最极致——不由得我们不服气。”

二人正感叹着,侍者送上了意大利面。

侍者拿起李玛姬的叉子:“女士,咱们店里的意大利面有讲究……”

“是那位纽约大学毕业的和面师傅吗?”李玛姬笑着问。

“不全是,”侍者答,“咱们店的面条,酱汁都是特制的:顺时针拌三下,逆时针再拌三下,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接着晾上十秒钟,一秒不能多,一秒不能少——面条的味道才是最好。如果您觉得滋味不如传言般动人,那我很遗憾,多半是您搞错了方法。”

李玛姬只听得肃然起敬,全然忘了,听侍者说话的功夫,早已过了十秒钟的最佳品尝期限。

“规矩忒大了。”李玛姬搅拌着面条,吐了吐舌头。

“上海人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王艾伦说,“否则,那跟苏北人有什么区别?”

“今天要没你,我铁定出丑。”李玛姬端起酒杯,向王艾伦表示谢意。

“其实,吃饭是最适合冥想的时候,比如你看看,隔壁桌的那道菜——稍微看看就好,看出那是什么菜了吗?”王艾伦浅浅喝了一口白葡萄酒。

李玛姬斜着眼睛看了看:“是龙利鱼?”

“没错,香煎龙利鱼,”王艾伦点头,“不过,他们家的龙利鱼,是带刺的。”

“带刺的龙利鱼?我头一回听说。”李玛姬笑了。

王艾伦解释:“那些刺是后加进去的。厨师先剔下一副鲫鱼的骨架——这要花上七个钟头;然后再把龙利鱼的肉给搭到骨架上头,这又得花上七个钟头。这么一来,龙利鱼的鱼肉里头,就带上了鲫鱼的鲜味,味道十分独特。”

李玛姬乍舌:“我的天,这么麻烦!”

王艾伦说:“好滋味倒是其次。这道菜还有别的意思。”

“什么意思?”

“从龙利鱼里吃出刺来——这事你能料得到?这道菜是要提醒我们,人生必须小心谨慎,一点马虎不得。吃的时候,所有的刺都要取出来,放在专门的盘子里头。服务员事后会用天平来称:吃剩的刺,一两不能多,一两不能少,一切都要刚刚好,否则要再加收15%的服务费。”

李玛姬脸上露出庄重的颜色:“这话没错。我们上海人,凡事都要讲分寸的。”

王艾伦点头:“世界正在惩罚那些粗枝大叶的马虎鬼。”

等到上甜点的时候,无需王艾伦的指点,李玛姬也能吃出其中的滋味了:这道蜜饯干果冰淇淋,葡萄、樱桃、提子、杏仁、开心果,七七八八地撒了一大片,混一堆,在嘴里融出了奇妙的滋味。是了,李玛姬想,人生,这也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丰富多彩,苦中有乐,务必细嚼慢咽后,才能品出其中的芬芳。

好在李玛姬没有开口,否则王艾伦又该笑话了。他此时眉头紧锁,吃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这冰淇淋的纹路有浓厚的后现代风格,这是否说明大厨是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他是否在向我们传递着什么讯息?

走出餐厅后,两人都十分开心,晚餐让人久久回味。王艾伦邀请李玛姬下次去一家禅宗意味浓厚的日本料理店,并提醒她事先读读顾毓琇的《禅史》,方能吃出其中味道。

台湾讲古:郑成功、国共内战与金门高粱酒

July 22, 2017

作者:威克 台湾媒体人

BBC 中文 2017年 7月 21日

 当年的前线阵地如今是观光胜地,国共的对峙成了旅游的卖点

话说造化弄人,历史上许多事情被后世的人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但是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却也不是必然。

台湾控制下的金门,与中共控制下的厦门只有一水之隔,自古金门这个小岛就被看成是厦门的海上门户,如今则是希望能打造成厦门的"后花园"。

明郑的基地

讲起金门,大多数人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金门高粱酒,而这个金门高粱酒按照民间的说法还跟明末率军攻打台湾"驱逐荷兰人"的郑成功有关。

金门自古就是一个孤悬岸外的离岛,资源贫乏,据说明代大儒朱熹就曾经被"流放"到金门,而清苦的环境也让金门的居民自古就是希望能够取得功名,这样才能"脱贫"。

金门曾经是"反共的最前哨",钳制了中共从厦门渡海攻打台湾的能力

国共内战的产物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失利、一路败退,共军在当年九月攻占厦门,大批军民逃往金门和台湾,蒋介石为了保住金门,便将从海南岛撤退的部队转往金门,因此得以在随后的古宁头战役中击败共军。

带领这支部队的是胡琏将军,胡琏到了金门之后发现,金门是光秃秃的黄沙一片,阵地完全没有掩蔽、大剌剌地暴露在敌军的眼前,据说金门的老人告诉他,郑成功以金门和厦门为反清复明、还有后来东撤台湾的基地,需要建造大批船舰,因此将金门岛上的树木砍伐一空。

少数几棵留下的树木则被居民砍树枝、剥树皮作为日常生火所需的薪材而岌岌可危,因此出身华北的胡琏便鼓励金门农民种植耐旱而且生长快速的高粱,高粱收割之后由军方收购,而秆子则可以供百姓日常生火。

收购来的高粱要怎么办呢?胡琏就从军中找了懂得蒸馏造酒的士兵,以制造北方白干的方式生产高粱酒,在华人世界广为所知的金门高粱就此诞生。

国共内战而产生的金门高粱酒如今已经进军大陆市场

物换星移

金门高粱酒曾经是到金门当兵的台湾男子共同的记忆,也是北方人在戒严时代用来替代二锅头、三蒸酒等等白干、品味乡愁的必需品,如今甚至"反攻大陆"。

在台湾解严之后,金门曾经一度再次戒严,到1992年正式解除戒严时期的所谓战地政务,而金门酒厂随后也就从军方的手中转到了金门县政府,成为金门的金鸡母、也就是最大的收入来源、让金门成为台湾属下各县中最富有的一个,金门县民也得以享有非常好的福利。

不过,也得为郑成功澄清一下,金门是个花岗岩地质的小岛,又处于东北季风的风口,土地贫瘠,本来就不适合种植高大根深的树木。在胡琏之后,历任的军方指挥官都曾经想方设法绿化金门,但是由于气候因素,能够在金门存活下来的树种并不多,所以即便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金门的绿树还是以木麻黄、柠檬桉等树龄短、生根浅的树种为主,所以郑成功伐木造船之说应该是有待查证。

而且现在的金门本地生产的高粱也早已不敷所需。根据金门酒厂的说法,如今大多数的原料是来自华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高粱,现在的金门也不再是处处士兵站岗的战地,厦门与金门也恢复了国共内战之前的频繁往来,能不感慨造化弄人吗?

从一张八十七年前的照片看当时河北农村

July 17, 2017

这是瑞士记者博萨特1930年冬天在中国河北农村拍摄的一张图片。图中一乡绅带着孩子回到村上,正在村口的村民向乡绅鞠躬、乡绅向村民回礼。图片中人物表情自然热情,礼节周到,气氛和谐,全然看不到所谓的那种贫富对立、相互仇视、不共戴天的阶级立场。(老藤微信,2017-07-17 0827)

李俊华:泪眼朦胧说《软埋》

July 16, 2017

6月12日到14日,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方方的小说《软埋》

不知怎的,从一开始读,我的泪水似乎就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按理说,我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已经不是容易落泪的年龄。但是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情景,在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场景交织、交叉作用下,却同时都令我的泪腺无以承受。说它陌生,是因为我确实没有经历过这种切肤之痛;说其熟悉,幼年的同伴、发小们所经历的屈辱、磨难历历在目。因而情感一直游离、徘徊于这两种心境里,因此原本没有的切肤之痛,似乎也有了心有灵犀的反应。书中情景和记忆中的往事似乎一直错乱地出现在脑海里,每一帧画面都是血腥的、血泪交织的,使得我心情随着情节而跌宕起伏,时不时泪水涌出。

我也曾问自己:为何同龄人甚至年长于我的人都不记这些,你却记住他们?没有明确答案。我只觉得,我见不得好人受屈。特别是和平年代,这么多无辜人受尽凌辱、死于非命,我就忿忿不平、难以忘怀。

小说一开头,就是已经进入痴呆状态的主人公丁子桃(胡黛云)木然地活着,接着就是她不断地回忆起丈夫、公公,故事一层层展开。而每一次、每一点记忆的恢复,对于丁子桃来说都是痛苦的煎熬,就像当初被救后有人问她的经历时,她哭喊道,你们不要逼我,我不能想,我一想,就觉得我该去死。

撕心裂肺的痛楚使丁子桃开始回忆起,她在全家自杀、仅自己携子逃出时坠河失去儿子,后来获救,她常常喊叫说后背疼,说是枪托打的。以至于她再次成家、生子后也只能继续把记忆封存在心底,甚至在心底还保持着对丈夫的戒备。作者不着痕迹地道出了副部主题: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

小说的叙述很特别。

川东民俗,人死后没有棺材而葬,甚至连苇席也不要、直接面朝土地裸葬,称为“软埋”。软埋的人无法投胎到来世。

数十年过去了,丁子桃的儿子青林事业有成,为母亲买了条件优越的别墅居住。不料从住进别墅第一天开始,丁子桃失忆了。

她所有的精神、记忆又堕入地狱十八层,只有一个木然无知觉的躯壳苟活着。她的记忆一层层向上攀爬,每爬上一级,都伴随一级的痛苦经历和记忆,她的身世一步步展开,在土改的血雨腥风中,她的娘家一家人在受尽凌辱后被枪决。她的公公陆子樵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协助解放军剿匪,是有功于新政权的。只因为家中旧仆今已是新政权官员,因记恨昔年旧事、狭私报复,原来承诺的被推翻,仍要继续批斗这一家人。陆子樵已经知道了亲家全家被批斗、被枪杀的经过,不甘心受辱,遂决定全家人除儿媳胡黛云携幼子出逃外,全部自杀而死,死后软埋。当老伴儿对软埋表示异议时,陆子樵怒斥:你还想来世?你还来这世上干什么?话语似乎悲哀、绝望,但是这话语背后的刚烈、不屈以及抗议的内涵,不说也明,他就是要用这个可以不必软埋却一定要软埋的这个方式,表示对这个言而无信的政权的决绝。

看到此,我心中升起一丝质疑:过去我们总说老蒋清党时“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但新政权似乎比那个残酷比例大无数倍,宁可错杀一万十万,也不放过一个让新政权不放心的人。我们对末代皇帝也能优待、感化,但是却残杀了百余位已经放下武器或起义投诚的国军抗日将领。这种滥杀只能说明虽然打着人民政府的招牌,所做依旧是对皇帝宝座及如何坐稳这个宝座的嗜血的迷恋。

最后,当丁子桃的儿子青林眼看就要走近真实的母亲,逐渐了解了事情的大致轮廓时,丁子桃的心灵爬出了十八层地狱的最顶层,都回忆起来了,都清晰了。她却只轻轻说了句“我不要软埋”,青林心里一惊,想到母亲可能要走了…….

而这一刻,我的泪水却先于字面上丁子桃的结局而涌出了眼眶…..因为我知道,丁子桃把失忆的一切都回忆起来了,她马上就会死去,因为她的心已经死了。

就在这天晚上,丁子桃平静死去了。

……

从书里,我读出了两种软埋:一个是陆家决策人陆子樵的坚决软埋,是含怒而怨、伤心透顶的决绝,对这个言而无信的“公家”的失望、寒心,是一种慷慨赴死而且义无反顾。

一个是胡黛云即丁子桃,至死都坚持“决不软埋”,因为她还有爱,她有一个好儿子,儿媳、孙子都不错,所以,此生她已经神魄具失,活不下去了。那么就希望来世投胎,继续施爱于家人。

两种言而无信:一个是具体土改中,陆家男佣金点代表土改工作队的言而无信,因为他们只懂得狭私报复;二是新政权土改后没几年,就把土地又收了回去。正是这种举重若轻的言而无信,开启了无法无天的祸国实践。以后数十场政治运动,演绎的依旧是指鹿为马的实质,并把“谎言千遍就是真理”实践到极致。

小说确实是颠覆了土改的历史。但我们要清楚,它颠覆的仅仅是官媒、教科书中的虚假历史。而1949后的历史,也就是官方教科书中的历史,总是和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从土改、到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公社化、大饥荒等等,哪一段历史都与官方记载大不同。是百姓、民间的污蔑?还是官媒的篡改?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归常识:如果是造福于民的善政,民间的记忆都是如潮的赞美、演义一般的夸张。毕竟,农业国度中的百姓易于满足,稍有令百姓仓廪实、衣食足的善政,就会被民间的文人口口相传着、颂扬着。历史中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记录了总体宽松、惠泽于民的善政。这都不是虚词敷衍,而是史书记载凿凿、国富民强的真实记录。

此书在叙述正面话语时,也用了精妙的笔触,留下一缕云淡风轻,让读者去漫想。它两次借书中主要正面人物刘晋源之口说,我们付出了牺牲清除匪患,使得这里太平数十年,再无匪患滋扰。这话貌似光鲜,颇能打动人心。但是理性想想,历史上的匪患确实为害不浅 ,但它多是一时一地的泛滥扰民,而49后的数十年没有停歇的政治运动,才是对国家肌体、数亿百姓的生命、精神、思想、道德等等的莫大摧残,其祸害远大于匪患!而且,匪患再肆虐,社会道德、良知犹在。而27年中的50余场运动,却把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行摧毁殆尽。

血腥的历史令我们的思绪凝重。从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至今约2500年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却在1949年彻底打碎。我们不禁要问,即便欲改变土地制度,一定要如此血腥、虐杀吗?诚然,决策者的初衷,是既然尊奉了马克思主义,就要不惜用血腥来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可是却不去想,马克思九泉下若有知,恐怕也会对被如此的暴虐惊恐万状。

以理性分析看,土改的“伟大意义”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初级社、高级社时就已经终结。它伴随着浓烈血腥的进步意义的绝对值,只有那可怜的几年。其后的历史,就是把几亿农民一步步推向苦难深渊的历史。所以,说土改摧毁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是名副其实的洒狗血了。因为这个摧毁,是建立在执政党言而无信前提下、剥削的主体快速由地富变成了国家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国家取代了地富成了更加残酷的剥削者。因为昔日被剥削的农民一方,还都有基本的选择自由,公社集体化后的农民则被剥夺了所有自由,他们在“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颂歌声中被牢牢绑缚在土地上,只有无尽的付出而没有任何权利选择。农民成了为国家掠夺地主土地、最终实现土地国有化而火中取栗的猴子。这种对土改成果的食言,是造成后来大饥荒、三十余年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主要原因。从这一点看,土改的积极意义实在难以恭维。同时,它却是挑唆穷人仇富的开始,也是阶级斗争、制造政治贱民、挑唆窝里斗的邪恶开始。更是指鹿为马,社会道德总崩溃的开始。

                                    2017. 6. 30

                                    7. 2---7. 16

伊甸牧童:游历世界: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王大宾印象

July 16, 2017

2017 年 07 月 15 日 由 lixindai 发表于华夏快递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毕业分到四川省地矿系统,那时就风闻王大宾是我一个系统的同事,整个八十年代都在深揭猛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受当时文宣影响,我对文革人物痛恨之极,从没想过要与这位大时代的风云人物碰碰面,就许多疑问和历史性事件的真相,海阔天空地聊上一次。时光任苒,我们真正相见,却是在30年后。

王大宾是谁?70后可能遗忘,80后可能无知,90后更是一张白纸。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如果文革时中国“天王”是毛泽东的话,王大宾就称得上是地虎,那时,他就读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是赫赫有名的“地派头目”,文革初期,王大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毛泽东亲自接见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官至最高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时势造英雄,王大宾的崛起有其偶然性,但他的陨落却有其必然;换言之,偶然是运动之国的惯性,而必然却是政治挂帅的常态,王大宾他们这一代,完全落在这样的套子里,怎么都挣不脱时代和命运的双重束缚。

我是由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圣约堂徐家乐老弟兄引见与王大宾见面的,徐家乐与王大宾是同时代的大学生,曾任甘肃省地矿局副总工程师,他们差不多都算得上是我在地矿系统的老前辈。

天下就么大,徐家乐与王大宾也是今年五月在土耳其旅游时才认识的,算来也就月余,他们在旅程中发现这人说话气场大,隐隐约约还有点毛左的味道,还没等刨根问底,王大宾的夫人就“出卖”了他,徐家乐捋捋大学时代的记忆,一番时光隧道般的人像还原后,嗯-真还是他!

经历政治的风雨沧桑和人生的跌宕起伏后,“跳出三界外”进入“五行中”的王大宾,反得着快意人生,世界差不多走了一半,好多事似乎越看越清楚。我们辅一见面,他就嘲笑国内政治读物当年神化马克思的糗事。

王大宾说,他去欧洲旅游时,特别参观过大英博物馆,当年文宣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写作《资本论》,固定坐在一个座位上,数年下来,桌子下面竟然磨出了脚印……王大宾好奇地找到马克思的那个坐位,端正坐下来体验一把,但脚印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管理员说地毯都磨不出洞来,何况水泥地呢。

事实上,被文宣洗脑的不只是王大宾一人,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参观大英博物馆时,也曾傻傻地问过同样的问题,真相总是眼见为实,这其实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偶像神话!

也是在英伦半岛,当他们旅游团一行人下到伦敦地铁站,看到如此陈旧的列车和站台时,顿时为国内崭新的现代化地铁沾沾自喜,王大宾特别泼他们一瓢冷水,人家地铁都运营200多年了,我们才是“人之初”,惟有精致而又充满文化气息的那类陈旧,才能称得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象征。

我从王大宾表述的潜意识里读到另一种文化的叹息和忏悔,正是当年文革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才把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毁得面目全非。

如果说王大宾的土耳其、欧洲之旅有点浮光掠影的话,那么他几次进出美国,每次都呆上一两个月,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接触和了解。

这段旅美历程,其实与他过往那段痛苦的家庭历史休戚相关。

1973年,王大宾因“516分子”受审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这年冬天很冷,他们顶住政治压力结婚,次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政治原因调令不畅,双方协议离婚。但他们的女儿却继承了父母的智商,打小就是公共关系好手,而且一直都是学校学霸级人物,直到留学美国又扎根美国。

王大宾的美国探亲之旅,除了亲情相聚外,还带有他个人的社会观察,美国与欧洲相比,虽然还算不上真正的福利社会,但联邦政府为穷人设立的福利项目就有123种,每年为穷人家庭提供的福利金额超过8000亿美元,以确保4200万美国穷人(家庭年收入低于约2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13万元)能过上一个基本小康生活。而且,这些钱不只是用于保障穷人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险,即使穷人生孩子,有个头痛脑热,政府也得为之操心。

王大宾感叹,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人道精华,而我们的改革却把这些东西无情地抛弃了。这与当年王震在欧洲访问时的感叹如出一辙——王震看到英国失业工人都有花园洋房,有全套家用电器,而且失业金都是他工资的数倍时,十分感概,他说如果英国是共产党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王大宾的女儿女婿都是基督徒,他们每周都会带上老爸去教堂礼拜,信众虔诚的祷告和赞美诗的震撼,让他突然明白了信仰的力量,他说中国缺少这个东西,所以道德沦丧和人性自私无处不在。我朝他打趣,你们当年不是也是“狠斗私心一闪念”吗?王大宾萌萌地笑笑,意思是这你也信吗?他说,那种强制性的心灵灌输,解决不了人性的根本,“神坛”陷落,一切诸之东流。

我很惊讶王大宾“神坛”的比喻,这似乎不是毛当年特杆拥趸该持的立场,事实上,王大宾对毛的认识上并非是死忠和愚忠,即使毛文革登上“神坛”时,王大宾也没向他写过一份表忠书,他与周恩来接触的次数远远多于毛,一度受周人格感染,给周写过表忠心的信。当然,王大宾对毛依然有一份别样的感情,他认为一个逝去的老人,过多地攻击、鄙夷他,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

我问他对民主和宪政的看法,他说当然是好东西罗,毛当年也追求这个嘛,只是取得政权后,一边倒地跟老大哥操,搞得体制僵化,社会负重不堪。晚年又过于看重权力,个人独断导致许多错误,社会若真能向民主转型,那是再好不过了。

如今,王大宾已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他不是想为那个时代辩解,那个时代根本就回不来了,他只想用纪实的方式,真实再现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过往,不让历史在这里沉沦,因为一本书就是一个历史的瞭望台,他愿意留下一个对话与反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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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一个地主崽的亡命天涯

July 16, 2017

博谈网 2017-07-08 06:39

来源: 博客 作者: 刘原

 

原叔按:今天,我想起了一个偷渡客,一个乡党,一个武侠宗师。他叫梁羽生。许多年间,我们读武侠只知里边总有血海深仇,却不知那仇怨从何而来。答案是——

武侠里有多凄凉,梁羽生和金庸们的现世就有多凄凉。

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鼻祖梁羽生在悉尼去世。今天是4月5日,正是他的冥寿。

梁羽生算是我的半个乡党,他系广西蒙山人氏,我外婆家就在蒙山。我上小学时开始读梁羽生,亦知晓这个乡党竟名扬四海,父母有时聊天,提及他的一些轶事,我印象极深,20多年仍未忘记。

梁羽生之武侠,无疑是宗师级别,他的国学根底非常深厚,家国情怀浓郁。但坦率而言,他的风格偏于传统,就阅读快感来说,不及机智古怪的金庸和狂狷不羁的古龙,归根结底,还是按牌理出牌稍多了点。

关于梁氏文风,自有文学评论家作专业论述。而我以为,梁羽生的身世,梁羽生的家国,探究价值丝毫不输于他的武侠。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家中是当地望族,1944年日寇铁蹄南践,太平天国史学者简又文教授曾在他家避祸,1949年,梁羽生自岭南大学毕业,供职于香港《大公报》。

30多年前,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彭荣康是我父母的熟人,他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地理老师,但我当时年幼,没想过向地理老师咨询一下这个课外问题。

民间故事其实大多并不离谱。多年以后我看到《文史春秋》刊登的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就是芋头很出名的那个地方,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被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捞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单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的父亲陈信玉被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学者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1940年,16岁的陈文统写过一首《人月圆》:不堪回首当年事,休上望乡台,故园荒芜,故人零落,故迹难埋。想来竟是一语成谶。

梁羽生字笔之间的家国忧伤,与其身世有关。但他终究在惨痛中陷得太深,没能像金庸那般跳脱出来审视家国悲剧。因为常年在左倾报纸供职,也因为时代局限,他骨子里的思想还是左倾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非黑即白,二元对立、阶级斗争的痕迹很明显,就这点而言,他不如同遭弑父之痛的早年金庸开阔。

但梁羽生骨子里还是传统名士,岭南著名女学者冼玉清对其评价是:“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他始终与政治保持远距离,以耳顺之年澹泊地退隐江湖,1994年还皈依了基督教,这比以老迈之身胡言乱语、追名逐利的晚年金庸,却又高出了好几个段位。

1946年,22岁的梁羽生在聂绀弩主编的《衡阳日报》发表了一阕《沁园春·和毛润之》,“怅繁花并列,仙香杳杳,游春人众,随俗滔滔。跨鹤安期,乘风列子,欲上青云万丈高。”暗讽了某些跟风作和的阿谀文人。弱冠之年,清高风骨已呼之欲出。

土改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大陆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后来,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据说梁羽生捐了八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干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名扬四海,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诗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早些年,梁羽生以重病之躯又回了趟广西,出席盛典,上电视,接鲜花,繁华得很,喧嚣得很。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广西。

某年清明,我回故乡时顺道去了蒙山。我们儿时嬉耍的文笔塔已经改名为梁羽生公园,小县城也知道玩名人效应了。我在塔脚的庙里闲散地看碑文,此时暮色低垂,山岚静谧,一老尼欺近,问我自哪里来,我说南宁。老尼见我会说蒙山话,且从省城来,死磨硬泡要我捐钱做功德,我厌恶地摆手,慢慢踱远。

我忽然忧伤地想起了80年代梁羽生收到的募捐信,那封一意索钱的信,我们家也收到过;我想起了1950年的梁羽生,在离囹圄里的父亲只有几十公里时被迫折身,翻越一座座的山梁逃亡,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第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2017-4-5

佚名:今夜,我选择沉默。

July 16, 2017

今夜,我选择沉默。

我是一个怯懦的人,我不敢说出我想说的话。但是,我不会用我的声音,为暴力歌唱。

如果不能发出人的声音,我宁可变成无声的泥土,盛接殉道者的鲜血;宁可变成静默的岩石,回响朝圣者的诗篇。

而你们,有太多的恐惧。你们可以删掉人的声音、删掉人的生命;但你们删不掉的是,自己的恐惧——你们内心深处的、日日夜夜的、如影随形的恐惧。你们恐惧,是因为你们选择了恐惧。你们选择了做一个没有敌人的人的敌人,你们选择了做全世界的敌人。

删吧。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7月15日上午 9:18

编辑: 亚克蜥

茆家升:作家收费抄书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June 30, 2017

作家收费抄书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冲破《延安讲话》的藩篱  放飞自由写作的心灵

     ———毛氏“党文化”批判

茆家升

 

 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泰戈尔 飞鸟集(36 )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延安讲话》,结胎于阶级斗争为纲和权力斗争,是毛氏“党文化”具体化的表述。讲话伊始,就是他治下的文艺工作者和整个知识界的紧箍咒和紧身衣。从当时起和尔后的数十年,毛泽东挥舞这根金根子,摧毁了毛认为对他的统治地位统治思想有异议的知识界和政敌,以及亿万无辜,文艺界受害尤深。反右,特别是十年浩劫的文革,《延安讲话》更是作为纲领性的指导文件,疯狂肆虐。一时百花凋谢,万马齐喑。神州大地只有八个戏和一个作家在咆哮在自鸣得意。

有人问七十年来,中国为何没有出过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和傲然卓立于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原因很多,《延安讲话》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情况有所改变。邓小平在1979年和1980年都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 这个口号以后不提了,因为它伤害过许多人。1980年赵丹病逝,《人民日报》发表赵丹遗言:“党管得太死,文艺无希望”。近日温家宝总理说:“赵丹遗言和他的表演艺术一样,永留人间。”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指出,毛氏“党文化 ”是直接师承斯大林的,与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对讲话的具体内容和严重危害,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影响巨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毛泽东走下神坛,中国人距离《延安讲话》的魔障远了一点,日子好过了一点,这才有中国文艺短暂的繁荣。我们固然不能对此估价过高,但应承认是可喜的进步。

今年高调纪念《延安讲话》七十周年,是一次历史倒退。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出现了百位作家艺术家收费抄书事件。发起人何建明真是干了件蠢事,中国作协也难辞其咎。它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应该和两年前中国作协全委会在重庆召开,200余位作家与会,对重庆的“唱红打黑” 和“唱读讲传” 的重庆模式整体认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也有理由质疑,肇始于今年年初的抄书事件,正是薄熙来们甚嚣尘上之时,何建明们是否也在做一次政治博奕,且裹挟了知情与不知情的部分作家。

 

近日报上网上, 都在谈论记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七十周年一事。其中更热的莫过于百名作家艺术家,收费手抄讲话稿了。从有关材料获悉,此事是一个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作家出版社社长名曰何建明者干的事,中国作协也难辞其咎。他们真是干了件蠢事,往重里说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作协这些年名声不好,有人把它比成足协,只剩下挨骂的份了。这对足协多少有些不公, 那不就是几个臭脚,和官员们捞几个钱的事吗,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又有多少关系呢?作家协会尤其是全国作协,虽说被一些不懂文学创作规律,只会做一些官样文章的文化官僚们把持着。毕竟里面还应该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成果。人们在批评你们的同时,也在盼望着你们在保障作家权益乃至人身安全,推动中国作家, 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在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的基础上,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作品来。即使你们一时无所作为, 但起码不要作恶事,也不要做蠢事,化钱雇人抄书就是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

再说何建明先生, 网上介绍他也不是徒有虛名的人,也是出过几本大书的,尽管只是一些报告文学之类的。但 你不会对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一无所知吧,你也不会不知道网上的舆论与报纸上的言论,在抄书问题上, 简直是两个世界吧。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别把网上的言论当回事。网上舆论不值一顾吗?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群情激愤,什么叫千夫所指,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吗?

网民们对作家抄书一事,几乎一边倒的一片骂声!骂中国作协,骂发起人, 更多的是骂抄书的作家们,骂他们没有风骨、没有亷耻、没有人格。更有一些情绪偏激的人,把他们比作妓女。当然也有人在骂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说它是文学自由创作的死敌。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最该挨骂的,就是这份祸国殃民,对国人精神摧残极深,最终沦为毛治下奴隶的《延安讲话》。尽管骂人只能是情绪的宣泄,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方式。

那么毛泽东这篇七十年前的讲话,为何今天又被重新提起,主流舆论高调颂扬甚至顶礼膜拜,官方隆重记念,而在网络上又是一片骂声呢?讲话的背景是什么,它的真实意图何在?它在为谁说话?是为毛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还是为中国老百姓?是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还是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力?讲话的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如何?中国文学艺术,要想真正的繁荣, 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能在世界文学之林有一席之地,是应该彻底抛弃这篇‘党文化’‘毛文化’的精神枷锁,先做自由民, 再做自由文;还是继续当奴隶, 并以当奴隶为人生理想,永远只会唱红歌写歌德派文章,且自我感觉良好,做一群没有灵魂的人,还在那里自娱自乐, 最终被时代抛弃?!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到了1942年初,通过整风、审干、反特、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 反新陈独秀主义、反阶级投降主义等等,已经完成了对王明丶博古丶周恩来丶彭德怀等人的整肃;也得到了诸如朱德丶刘少奇丶王稼祥等上层人物的臣服,从而 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什么“毛泽东主义”已经有邓拓等人在延安呼喊了。

整肃文艺队伍,只是毛夺取最高权力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部分。 因为对手只有王实味、萧军、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在权力斗争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毛泽东说什么“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了。”  是高看王实味了。其实促使那次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起因也很小。也就是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了《政治家  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以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有萧军艾青等人发表的,也是千字文之类的小文章,批评延安当时一些不合理现象。都是与高层权力斗争不沾边的事。可是对权力高度敏感的毛泽东,知道机会来了。他知道他要长期把持最高权力,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权力岂止容不得他人侵犯觊觎,一点异样的声音也不准有, 这才叫思想一元化!谢谢王实味先生们,既然你们跳出来了,我能不训斥你们一下吗?毛深知别看他们官不大, 也没什么权力野心,但都能说会写能量不小,时机成熟, 也会掀起或大或小的浪花。如果他们能为我所用,像胡乔木、周扬、刘白羽他们,可以给他们一官半职,为我宣传造势。但还是要给他们戴上紧箍咒穿上紧身衣的。只能按我定的调子,在那儿亦步亦趋, 一旦不合节拍了,就用戒尺敲他们一下。再不听话就别怪我用千鈞棒和铁掃帚了。君不见文革期间,新宠姚文元不是有大作:《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剑指中国的文艺沙皇周扬吗?有人说那是明批周扬,暗倒陶铸。说到底周扬陶铸乃至金棍子姚文元有区别吗?谁不是毛手中一枚棋子!至于那些还想表演一下要言论自由的所谓士大夫们, 对不起,你们跑错了庙门。在这里你要么皈依毛门,踏踏实实当个奴才, 要么你看看王实味, 身首异处, 还塞在枯井里呢。你们也别怪我心太狠手太辣,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这个体制内都一样。王明上台, 我有好菓子吃吗?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上台,斯大林会有好下场吗?不过我真的还得谢谢王实味们,你们给了我一个敲山震虎的机会,要震的远远不是你们这些人。谁被震了谁知道。

最近,英年早逝,《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作者高华教授,关于毛的《延安讲话》, 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称得上是入木三分。

高华先生在题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 观的形成》一文中说:“毛泽东的这篇报告, 标志着毛氏‘ 党文化’ 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 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 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党文化’观, 更加政治化, 表现出更浓厚的政治色彩。”   接下来高华先生概括出所谓‘党文化’ 观的五个核心概念:首先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文艺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知识分子是肮脏的, 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虚伪的口号;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表现;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能歌颂不能暴露; 要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看看这些条条框框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公开发表讲话的文本里。有了这些紧箍咒和紧身衣,连人道主义、人性、创作自由也是反动的,这样的体制下还会有真正的作家吗?还会有真正的文艺作品吗?别看讲话里喋喋不休地在说,什么文艺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工农兵服务,这句话历来就是毛泽东们整人的金棍子,也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遮羞布!也是至今还能蒙蔽一些人的迷幻药。试看毛的一生,从一党专政到他的领袖专政,打的就是所谓人民的这张牌。杀AB团了,是人民要杀的;杀地主了,是人民要杀的;反右派了,是人民要反的;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全国农民都成农奴了,毛还在打着为人民的幌子。等到 饿死几千万人了,那是自然灾害,我在二线了。以后 打倒刘少奇了,也是人民要打的;搞文革了,当然也是人民要革的了。毛的一生打着人民的旗号,干了多少坑害中国老百姓的坏事恶事, 真是罄竹难书!如今毛泽东早已走下神坛,清算他审判他是迟早的事。近年来所谓毛泽东思想还在作为指导思想吗? 没有几个人看不出事物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哩。当下还有所谓的挺毛派,如薄熙来、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在鼓噪一时,只是一股短暂的逆流,终将被历史前进的浪潮湮没。

那今天应如何评价《延安讲话》呢?记得近一百年前的1917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先生,应邀来华做了六十多场演讲,胡适全程陪同。胡适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方法,他只给了我们的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的特别问题。比如“祖孙的方法”,即一个制度或是学术,都不能孤立的去看,要看他的来源(祖)和去向(孙)。再就是实验的方法,胡适的原话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六十年后这句话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语句变了,意思未变。这句话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如果用“祖孙的方法”来分析,《延安讲话》不是横空出世,是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高层权力斗争权力重新整合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极权体制下,本来就沒有什么自由创作可言。不问是毛泽东还是王明或是刘少奇,那一方获胜了,文艺工作者乃至扩大至整个知识界,都只能是掌权者的附庸和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种事也并非中国的特色,希特勒这么干过,斯大林也干过。斯大林文学奨颁给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贺敬之等的《白毛女》,不就是因为作者们都是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信徒,具体点说,是斯大林看重了毛泽东这个学生,在农业问题上,忠实于苏联杀富农、搜刮粮食、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在中国也如法庖制,也搞暴力土改,也肆意杀人,也疯狂逼粮。这才扔给你们几根骨头嘛。

知道了 “祖孙的方法”中“祖”的部分,那再看“孙”的去向,就可以大体看清《延安讲话》带来的必然后果了。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去检验一下讲话发表后,中国文艺的现状,就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原貌,更别说可以震撼人心和步入世界文学之林了。极权体制未变,文学婢女的地位也不可能变。奴隶,或诚如鲁迅所言,中国人只是在暂时当稳了奴隶,和求当奴隶而不得的奴才身份中转悠,中国还能出真正的作家吗?

如果对《延安讲话》之后出现的文艺作品,稍加梳理,大致可归为如下的两部分:

一,“颂盛”文学与“颂圣”文学。或简称歌德派文学。有一个从歌颂解放区到歌颂领袖的递进过程。开始流行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和“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因为有民主制度的诉求,所以还很能受百姓们的欢迎。早期的“颂圣”文学,也还没有集中到毛个人,比如那首“绣金匾”,就把毛、朱、周三位领袖都歌颂了。但是,只能歌颂,不准暴露的结果,必然走向语言暴力和思想专制。尤其是随着权力向毛个人集中,到了所谓领袖专政阶段,“颂圣”文学也成了毛的“家天下”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民歌《东方红》的出现与流传。这首改编的乡间小调,只因为改编歌词中,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两句话,亿万中国人从此就是被毛拯救的难民,对毛永远只有感恩戴德顶礼膜拜,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份了。上有好者,下必甚之。49年之后,各级执政者,都很快地理解到,颂毛的潮流,已席卷神州无孔不入,顺昌逆亡已成铁律。出于自身的存亡兴衰考虑,各级领导乃至各阶层各行各业人群,无不主动或被动地卷入颂毛洪流中!周恩来就说《东方红》是‘党歌’,有人乾脆说它是超级国歌!党国通吃,威力无比。

《延安讲话》收获最大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不信你上网搜搜,铺天盖地的都是颂毛的歌。你可别看轻了这些歌谣,它可不是唱着玩的,每一首颂毛的歌,都是舆论暴力,都是思想专制的利器。都在告诉你,既然你已经成了他治下的子民,只能山呼万岁,三拜九叩首!谁敢稍有不敬,不问你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开国元勋、将帅大臣,还是黎民百姓,反毛一罪即可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白纸黑字还摆在那里,那时满街的杀人布告,头一项大罪就是所谓反毛!

可以说毛时化的主流舆论,和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毛氏“党文化”观念指导下,全心全意歌颂毛泽东和执政者,其中更重要的还是颂毛。有位大作家乾脆说,作家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歌颂毛泽东!

二,“运动文学”或“政策文学”。从未见人用过这两个名词,文学前面冠以运动或政策,也说不通。只是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先这么说吧。那就是在颂毛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总的方针指导下,文艺要为执政者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毛发动的种种政治运动,当好宣传员讲解员与监督员,说白了就是当好吹鼓手和打手!开始前要有先声夺人的舆论先行。接下来你们要站好队,拍手叫好拼命鼓吹!只准歌颂,不准批评揭露。即使政策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那怕是发生了重大灾难,也要跟着主流舆论走。也要想到政策永远是英明的,运动的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再大的灾难,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本来作为豢养的吹鼓手,你们也跟着干了许多坏事,是帮凶角色,是该受到惩罚的;但只要你们是紧跟主流舆论的,依然可以平安无事,有的还能风光无限。执政者养着各种协会的众多会员,就是要为执政者当吹鼓手的。相反的如果你要发一点异样声音,充什么好汉,要揭什么阴暗面,那你先得想想,你在端谁的饭碗?我养着你就是听你骂我吗?这方面《延安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谁服务是问题的根本嘛!你们怎么不长记性呢?

要知道,吹鼓手不是你想当就能当上的,更不是你想当好就能当好的。先要查一查你是不是根正苗红,是不是一贯政治正确,脑子里有没有过离经叛道的念头,是不是真正的驯服工具?纵然你一再表忠心了,也要从实践中考验你,是否阳奉阴违,是否口是心非?那些年为争当吹鼓手与打手,也为了自身的升迁荣辱,作家们都在窥测圣意,都在整人和被整之间转圈。也不乏有一些人在尔虞我诈,栽赃陷害,深文周纳,相互攻讦(当然不仅是文艺界)。这样的群体,还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吗?

说到歌颂,举一个涉及面很广,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那些歌颂农业合作化的作家们,和他们那些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的大作。他们中很多人是一线作家,大名鼎鼎。他们的大作更是名闻遐迩,发行量巨大。有的还被选入中学课本,流毒至今。

对此,笔者于2008年初,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从浩然之死谈起》的文章,对它们做了一点集中的评述。其诗歌方面代表作是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散文的代表人物,是什么散文年的佼佼者杨朔;小说尤其长篇小说方面,更是汇聚了众多文坛高手。诸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其中以浩然的《艳阳天》和柳青的《创业史》影响最大。

所有这些大作,都是一个模式:主题都是用尽一切美好词句,拼命讴歌农业合作化,更要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给农民们指出了,且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都在编造什么贫下中农如何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号召,阶级敌人如何在搞破坏,在闹退社,闹土地分红,在私藏粮食,在拉拢落后的富裕中农等等。最后一定是革命路线胜利,击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教育了落后的中农,农业合作化运动滚滚向前,农业大丰收,农民们过上了天堂一般的好日子。

事实的真相,却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是毛泽东在效法斯大林,以社会主义改造之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名曰实行集体所有制,实则为执政者所有,对数亿农民做彻底的剝夺。从收缴农民的土地开始,再收去农民的耕牛农具,最后以人民公社食堂的形式,施行暴力的所谓反瞒产私分,挖地三尺,收缴了农民家中所有的粮食,迫使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共产风浩劫之后的中国广袤大地,十室九空,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真的《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了。

作家们一旦成为官方豢奍的工具,只能是这样的结局,还能指望他们能写出真实的现状和民间疾苦吗!

除了上述的两类文章,真的找不出,在毛时代,在毛氏“党文化”的钳制下,还有哪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不在党文化的藩篱之中的。而且即使你为了生存为了所谓的功名,甘当奴仆,按毛氏“党文化”的框框条条,奉命写作了,你依然得不到安全,四周有无数陷阱等着你,“等待你一千次谨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一朝跌入,万劫不复!君不见文革前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以及什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记要》,一个比一个杀气腾腾。文革中江青一次谈话,就“毙”了一百多部电影。毛江一个什么十七年文艺黑线,多少作家艺术家挨批挨斗,多少人身限囹圄,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毛江夫妻店肆意打杀这些本来也是紧跟他们的顺民,和只会写“颂圣”文学、“政策文学”、“运动文学”的作家们,挥舞的就是毛《延安讲话》的金箍棒!

全国都是红海洋,家家供着宝书台,人人胸前挂像章,手拿语录本。全国只有八个戏一个作家,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造成这种万马齐喑局面的原因之一,还是《延安讲话》作为纲领性文献,发挥的恶性效应。它是中国人的噩梦,本来已淡化多年了,未想到今天又有人祭起这帧恶幡,他们想让国人噩梦重温吗?

毛泽东就是中国的灾星,什么时候中国人被毛泽东紧紧攥在手心里,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什么时候的中国人,就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了;什么时候中国人离开毛远了一点,中国人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离得更远点,日子就更好过一点;等到彻底抛弃了毛,中国人就能过上自由平等舒心的日子。

时间终于走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不到一个月,恶女人江青恶侄毛远新抓起来了。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开始了。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成为共识,中国迎来一轮思想解放,其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被赶下了神坛。中国人终于暂时离开了毛泽东这个恶魔了,中国人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虽然毛时代确立的党国体制未变,毛氏“党文化”余毒还在禁锢国人,但毕竟是到了后极权时代,专制的车轮已经开始松动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与世界的交流愈来愈广泛,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平等博爱的大潮,正在不停地撞击中国保守闭塞的大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什么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正在被觉醒的中国人抛弃。

至于如何全面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不是笔者可以回答的。我只想围绕着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以及近日百名作家艺术家,收费手抄讲话稿之事,简略谈一谈49年以来,中国文艺界的历史和现状,也谈一点对未来的展望,欢迎批评指正!

且以纪念《延安讲话》为主线,十年一档。

1952年十周年。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忙不到这件事。我那时初中未毕业,全无记忆。

1962年二十周年。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百业凋零。因毛悍然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之过,造成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毛泽东罪孽深重,民心丧尽,官心也丧尽,不得不退居二线。中国人暂时离毛的罪恶远了一点,这才有从那年起到文革前的喘息机会,老百姓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还有谁在记念那份讲话呢?

1972年三十周年。毛泽东卷土重来,为了掩盖先前的罪恶,不惜再犯更大的罪恶,把中国拖入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延安讲话》本来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所谓纲领性文件和指导思想,怎能不重新咆哮一番。可叹前一年的九一三,他的亲密战友,钦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也离毛而去,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毛的文革已成强弩之末,毛也到了风烛残年,只能苟延残喘了。高调纪念的讲话,也只能是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了。

1982年四十周年。四人帮已垮台多年,公审江青时,江青的一句话;“我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就咬谁!” 证实了什么四人帮,本来就是五人帮!随着毛泽东走下了神坛,那份讲话再也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了。不过那年有些地方还是开了一些小型的座谈会,调子已大异从前,不妨一记。

1982年5月,在记念《延安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我有幸参加安徽省《江淮文艺》编辑部主持召开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请来了北京作家苗培时先生。苗先生在会上说,中央有关部门就讲话四十周年如何记念一事,请示了胡耀邦和邓颖超。胡耀邦说毛发表的文章那么多,每篇文章发表周年时,都要记念一下,能忙得过来吗?但表示文艺部门可以开个小会座谈一下。(大意)会上苗先生作为赵树理先生的挚友,谈到了和赵树理几十年的交往,他说一般人都认为赵树理只是写写板话和通俗故事的通俗作家,其实赵的东西方文化根底和理论水平都很高很深,他是真正遵从毛讲话的精神,致力于群众喜闻乐见形式进行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应该是一次成功的试验,至少说明毛的讲话当时还有一点生命力。苗说,他和赵都未想到,它一发表即遭到痛批,什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是违反讲话精神的等等。但因为故事和由它改编的戏剧,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批判才不了了之。后来居然又把这部作品列为受讲话精神鼓舞,创作出的好作品了。真是讲话也是一个筐,反党爱党都能往里装!接下来苗先生详细的介绍了赵树理在文革遭受残酷批斗,直至在三张大方桌垒起的批斗高台上,当场被推下跌死的惨状!苗说赵自称是老运动员了,挨批挨斗是家常便饭,不但未反抗,倒是十分配合批斗他的人,最终还是惨死了。当说到赵之死,苗时时哽咽发不出声,我们全体与会者也是一片唏嘘。会上会下无不在诅咒文革的万恶,对文革发动者虽还未能公开声讨,但早已鄙视他了,也包括那份称得上文革预言式的《延安讲话》。

1982年,那是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是在这之前的1979年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辞中,首次郑重地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说了:“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当年,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先生离世了 ,赵丹先生的遗言是:“党管的太死,文艺无希望” 。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赵丹以一死公开挑战毛泽东的“党文化”论,影响深远。近日温家宝总理说:“赵丹的遗言和他的表演艺术一样,永留人间” 。有人问过赵丹夫人黄宗音女士,赵丹先生那部戏演得最好?黄宗英说,他的死亡。

那也是文学艺术回归和复兴的年代。虽说前几年勃然兴起的伤痕文学,还带有浓厚的文以载道的烙印。但是,毛氏“党文化”的束缚,已正在有限的松绑,文艺工作者的婢女地位,随着极权体制齿轮的部分松动,已有一些改变。虽说还未出现什么化时代的巨著,但像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这样真正的小说已经发表。当时还活着的老作家沈从文丶施蛰存、吴组缃等的作品,被翻了出来。人们开始懂得了一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只是“颂圣”和“图解政策”及整人的文字垃圾。

同样是纪念,基调可以大不一样。

1992年五十周年。没有大型记念活动。

2002年六十周年。没有大型记念活动。

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就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到了1976年,他死掉了。但我们若大的祖国,为了等候毛的死掉,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了。首先是数千万的善良百姓,惨死于毛发动的什么三大改造和诸多政治运动之中。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百业凋零。在毛氏“党文化”禁锢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了,各类出版社,只印毛泽东各种著作了,以反对封、资、修为名,拒绝古今中外一切文明。神州大地成了真正的文化沙漠。

中国的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沙漠一片废墟之中,艰难起步的。有众多的仁人义士,投入到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奋斗中。毛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些思想界的先驱,为抗拒毛氏“党文化”,实施铁桶一般的禁锢,为中国能早日结束一党专政,开启民主宪政之路,顾准、林昭、遇罗克、王容芬、张志新、刘文辉等先烈,就开始作殊死一搏了。今天我们要做的,也就是他们的未竟事业。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就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而言,虽然还未出现什么样的划时代的作品,也未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客观点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记得当时一个令人炫目的现象,就是各种文学杂志,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纷纷登场,甚至地县级都出版了自己的文学刋物。有五朵金花之称的《收获》、《十月》、《当代》、《花城》、《清明》等杂志,发行量动辄以十万计。一时人人在读小说,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各类选刋也应运而生,一些好一点的小说故事,竟相转载。据说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就转载出版过十五次之多(比起现在的网络当然是小巫见大巫),谌容也因此声名鹊起。一起受瞩目的还有张洁蒋子龙冯骥才刘心武等人。其中也包括改正后右派作家的回归,代表人物是:汪曾祺王蒙刘宾雁邵燕祥从維熙张贤亮等等。他们也是当时青年的偶像,和竟相效仿的目标。果然,继后就有中青年作家群,像余华方方王安忆张抗抗铁凝韩少功贾平凹北岛舒婷等,接踵而至。中国的文坛,虽还说不上群星灿烂,老中青三代,一时竟相辉映,还是有几分热闹。

随着文学的繁荣,必然带来戏剧和电影电视的勃兴。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毋须赘述。

重温这些往年旧事,并不是想说,中国已经是或曾有过文学盛世,名家辈出。这个目标离我们还太远太远,党管文艺,政府养各种协会的体制不变,文艺工作者没有起码的创作自由,严密的审查制度不松绑,要想有伟大的作家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作品,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怀念那一段文学兴起时的盛况。它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脱离毛氏“党文化”的束缚,中国人就能从废墟中崛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输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能冲破《延安讲话》的藩篱,放飞自由写作的心灵,用不了很多年,中国人就可以昂首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文学创作的灵魂是自由!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写到: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胡适先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留给我们许多回忆与感慨。

2012年七十周年。动静闹的有点大,背景如何,值得研究,有人说是一次历史的倒退。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作协,和付主席何建明,导演出一场作家收费抄书的闹剧,被世人唾骂。

这件事要是简单点说,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既然身在文联作协混口饭吃,就得听领导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何况有些人早已是过了气的明星、作家,已被人们淡忘了。今天能有此名利双收的机会,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他们中很多人,大概至今也未想通,怎么会被臭骂一通?

可是,这件事要往深处想,真的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丑剧闹剧。不管抄书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客观上就是在为历史的倒退推波助澜。很多人都在说,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因为体制未变,复辟文革的土壤还在。但很少有人谈到哪些事才是复辟文革的标志?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是不愿谈,还是顾忌重重?依我看,只要是还在鼓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还在挥舞毛泽东这种歪理邪说整人大棒的,就是在复辟文革!比如薄熙来主政重庆时的“唱红打黑” 。比如高调重调《延安讲话》老调,还想借此整肃文艺工作者,实行新一轮的思想禁锢。如果说三十多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轮思想大解放,具体的标志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四大否定: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革。从此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而这次高调重弹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出炉的《延安讲话》,客观上就是对三十多年前,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反动。

至于为什么要说,何建明和中国作协干了件蠢事?那要稍稍回顾一下,抄书一事出现的背景。它应该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搞什么重庆模式,有一定关系。早在2010年的3月29日至4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和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了,200多位作家到会,应该大都是名家了。当时的市委书记薄熙来,邀他们来家做客闲话,薄说重庆要完成100个故事、100首诗词、一台重庆晚会、一部写重庆的长篇小说。与会作家表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已经熟悉这座红色城市的历史,以及提振精气神的“唱读讲传”,铲除社会毒瘤的“打黑除恶”。看到茶馆里唱红的热闹劲……他们迫不急待了。

200多位大作家,集体当了所谓重庆模式和薄泽东的吹鼓手。毛氏“党文化”在重庆全面复兴了。网上有材料说,由重庆官方牵头,组织重庆市四位作家,耗时一年多,撰写的有关重庆模式和它的带头人薄熙来的长篇小说,四卷本一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已经完稿,即将由北京的一家出版。可惜薄王东窗事发,巨著胎死腹中。对四位大作家来说,不知是幸焉不幸?

本来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良莠不齐是常态,尸位素餐混饭吃的人,大有人在。但也应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思想也并不僵化。因为他们大都崛起于改革开放之后,毛已走下神坛,思想相对宽松一点,言论自由也多了一点的时期。他们一些作品被流传,已经不再是什么“颂圣”文学和“运动文学”的遵命之作,而是在抛弃毛氏“党文化”的条条框框之后,才有的成果。可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一些事你能做不能说。如何对待毛氏“党文化”的禁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我曾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知识界思想界精英的作家群体,在引导十几亿国民,摆脱专制极权的奴役,走向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理想社会,会有所作为的。即使有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还会在徘徊观望,也很平常。胡适先生早就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嘛!可是你得别干蠢事,尤其是千夫所指的蠢事!

这次何建明和中国作协,就是干了件蠢到不能再蠢的事了。他们用付费抄书的形式,迫使一些在思想领域处于徘徊状态的作家们,不得不表露暂时不愿表露的心迹。换句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一时还不想出头站队的,只得站出来了。这就有了一点被裹胁与绑架的味道,这也是文革中贯用的手法。比如抄书者之一的韩少功先生,近日说他抄书是无可厚非的。我想韩先生当然有权这样说,但我还想轻轻问一句,如果毛还活着,你的《马桥词典》和《爸爸爸》,还能发表吗。如果没有它们,现在还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吗?倒是张洁女士在抄书后,写下的“尊重艺术” 四个字,透露出她内心的一种无奈。

                    2012年5月初稿

                    2012年6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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